本文摘自《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俄罗斯）IO.B.叶梅利亚诺夫著(2009年1月)，原章节标题《库尔斯克会战》
之所以搬出此文，是一大早在凤凰APP上看到某“优质历史历史领域创作者”有关赫鲁晓夫之子被斯大林枪毙的发文：“1943年，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尊严尽失。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赫鲁晓夫悲痛欲绝，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
这是传闻还是历史史实？鬼才知道！根据“慈父”的作风，“大嘴”是不可能有机会的。
正文
显然，此时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善。1943年2月中旬赫鲁晓夫到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对他说：“我们已经任命你为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不过，该方面军的司令是Φ.H.戈利科夫，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格勒与他争吵过，此后他们的关系就不太好。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斯大林已经对科尔尼耶茨的能力失望了，所以他让赫鲁晓夫飞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并向其宣布：“您不仅要完成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任务，而且还得跟以前一样，担任乌克兰中央书记。”拿下哈尔科夫之后，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到任务，他们还得继续解放乌克兰。赫鲁晓夫现在可以兼顾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和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政治领导人的角色。
然而，苏军领导人在其计划中没有考虑到德军仍然具备积极抵抗的能力。12月19日赫鲁晓夫还在莫斯科，这一天敌人在克拉斯诺格勒向苏军发动了反击。华西列夫斯基指出：“敌人的反击和我方西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快速撤离让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受到了严重威胁……3月4日敌人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反击，集中火力从哈尔科夫的西南面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发动了强大的坦克攻势。”
赫鲁晓夫赶到哈尔科夫，他明白，这座城市很快就会被德军攻下。他认真视察城市，了解工厂的情况。令赫鲁晓夫感到遗憾的是，等到下次我军再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德军肯定已经炸毁了很多当时尚存的建筑。赫鲁晓夫在哈尔科夫知识分子集会上讲话，参加此次会议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些人在德军入侵时仍然留在城里。看来，赫鲁晓夫决定同乌克兰知识分子见面绝非偶然。1938年斯大林曾提议让他担任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表示拒绝，他的理由是与鸟克兰知识分子交流有困难。也许，此时的赫鲁晓夫想证明，他能消除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反苏维埃情绪，成为乌克兰卓有成效的领导人。
3月16日哈尔科夫失陷。据赫鲁晓夫回忆，“方面军司令部撤退到了别尔哥罗德。我们希望能坚守住别尔哥罗德，不过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弱，连这一点也没做到。司令部设在一座带花园的小房子里。敌机每天晚上都轰炸别尔哥罗德，包括我们司令部的驻地。可能城里潜伏有德国间谍和叛徒，他们在向敌人通报目标……有一次我和戈利科夫正在地图旁边分析形势，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爆炸。灯罩被震碎了，灯也熄了，玻璃碎片洒落到地图上。我们走到屋外，瞅了瞅弹坑。看来是颗不大的炸弹。如果是一颗厉害点儿的炸弹，我们的房子可能就塌掉了。我们重新收拾好屋子里的东西，但当天夜里我们又一次遭受了袭击”。
3月18日别尔哥罗德陷落。据什捷缅科回忆，“这些日子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战事最为激烈，根据戈利科夫的汇报已经无法客观了解全局。大本营向前线派去了自己的代表——T.K.朱可夫和A.M.华西列夫斯基”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担心敌人会继续朝图拉和莫斯科方向推进，提议在该地区建立一支新的方面军（后来它被称为布良斯克方面军），任命戈利科夫为司令，而让瓦图京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3月27日，敌人的进攻被遏制住了。
这期间赫鲁晓夫的家里发生了不幸。1943年3月11日，其子列昂尼德从位于卡卢加州的机场起飞执行战斗任务，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失踪了。后来有消息说，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实际上是驾驶飞机投奔了德国人，去为其效力了。当时好像还往敌军后方派遣了一支侦察小分队，他们找到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并把他枪毙了。也有消息说，H.C.赫鲁晓夫曾经向H.B.斯大林下跪，求他宽恕其子，不过斯大林没有心软。似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赫鲁晓夫如此记恨斯大林，并在1956年2月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最终爆发了出来。
然而，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就后者儿子的事情谈过话，也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1943年3月以后他们的关系有所恶化。如果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确实认定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是故意投敌并为其效力，后来又下令消灭了他，那么此事应该会在领导层对待赫鲁晓夫的态度上反映出来。（众所周知，在确认瓦连京·别列日科夫的父母在乌克当沦陷期间跟着占领基辅的德国人走了之后，此人就再也没担任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私人翻译，而是被调到了一家时政杂志社工作。他的职务可要比赫鲁晓夫低得多。）然而，1943年期间，赫鲁晓夫的地位却得到了巩固。他继续担任乌克兰领导人。同年他还被授予了二级苏沃洛夫勋章和一级库图佐夫勋章。
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昂尼德·赫鲁晓夫落到了德国人手中并为其效过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德国高层领导肯定会利用这一事件大肆展开反苏宣传攻势。就连被俘以后断然拒绝向德方投诚的雅科夫·朱加什维利都被德国人用来大张旗鼓地进行过纳粹宣传。甚至还杜撰出了莫洛托夫的一个侄子被俘的消息，他似乎还与德国人进行了合作。然而，德方没有发布任何类似的宣传材料。显然，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成了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其父因为他的失踪备感难过。
对于赫鲁晓夫而言，1943年春天是在提防德军新一轮进攻的紧张情绪中度过的。赫鲁晓夫回忆：“这时，瓦图京受命前来接任方面军司令一职……我们跟戈利科夫道别，瓦图京开始履行司令的职责。我们当时没法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地盘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敌人在休整，装备他们的前沿阵地，进行加固。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不久之后，大本营的代表华西列夫斯基来到我部。”
赫鲁晓夫表示：“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让大本营派代表来协助处理纯粹的军事事务。”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大本营的代表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此乃斯大林的命令：“去跑一趟吧。德国人怎么又在进攻了啊。他们连别尔哥罗德都丢了。可能莫斯科方面产生了一种印象：大本营的代表一到，敌人的进攻就停止了，战线就会稳定下来。其实事情并不在于谁来了，而是敌人已经精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否则就是我们得到了增援，迫使敌人停止了进攻。”赫鲁晓夫指出，大本营把苏军取得的成绩都归功于其代表发挥的作用。他有意贬低了最高司令部的作用。同时他也承认，大本营的代表对方面军是有好处的：“大本营的代表每次来，我们都抱着希望，希望能够获得增援部队或者弹药，能从后勤部门‘搞到’大衣和鞋子。
总之，我们当时是打过小算盘的。”
此次华西列夫斯基到访期间赫鲁晓夫陪他视察了由第三十八集团军负责防守的地段。这一趟赫鲁晓夫又差点儿在敌人的袭击中牺牲。“这时有一两架敌机飞了过来，朝着我们的汽车轰炸。我和华西列夫斯基从车里跳出来的一幕大概会让飞行员觉得滑稽。他可是把一切都看在眼里的。我们快速跑离汽车，这时候飞行员面临选择：要么轰炸汽车，要么用机枪扫射有生力量。所谓有生力量指的就是我、华西列夫斯基、我们的司机和随行人员。但飞行员看来已经扫射过我们前面的车辆了，他掉过头便飞走了，飞得相当低，让人很紧张。曾经遭受过飞机轰炸的人能够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遭遇了这次袭击的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只字未提。元帅应该不会把这件可能让他丧命的事给忘了。然而，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卫国战争时没有叙述不具重大意义的事件。赫鲁晓夫则常常把类似的事情放到回忆录中。看样子，他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想表明战争期间自己冒过多大的生命危险，而且是由于其回忆录是个人生活各种情形的汇总，他那么讲是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这样的叙述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是比较典型的。赫鲁晓夫不习惯接受内部规律性很强的东西，他能察觉到各种机缘，善于灵活地防范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并对偶然出现的有利因素加以利用。赫鲁晓夫绝不屈从于命运的打击，不对上天的恩赐寄予希望。一方面，赫鲁晓夫是个坚定而好战的无神论者；另一方面，他也不宿命，而是费尽心思地防范危险的偶然事件发生。这一点从他提到的一件事情就能看出：由于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四周聚集了一些车辆，它被敌军的空中侦察队发现了。得知此事过后，赫鲁晓夫对司令部的搬迁问题很是操心。赫鲁晓夫应该会为自己的远见感到骄傲。司令部刚在新地方安置下来，他就获悉，“拂晓时分，敌人的飞机来袭，轰炸了司令部原址。不过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轰炸无果而终。敌人轰炸了村庄，但也没能彻底炸毁。过了一两天，我们击落了一架德军侦察机，俘虏了几名飞行员。我和瓦图京审讯了他们。我问其中一人：‘你参加过轰炸那个居民点吗？’‘是的，参加过。”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被告知，在那个居民点里有一个级别很高的苏军司令部。事情就是如此。后来我们还常常想起这事，是‘预感’救了我们”。
1943年4月，夏季战事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当中。按照A.M.华西列夫斯基的说法，“苏军领导层面临两难选择：是进攻还是防守？”朱可夫反对我军转入进攻，他提议首先对付我们防线上的敌人。斯大林看完朱可夫的报告之后征求了各方面军司令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指出：“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领导只谈到了敌人的意图。”朱可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引用了有费奥多罗夫（H.B.瓦图京）、尼基京（H.C.赫鲁晓夫）和费多托夫（Φ.K.科尔热涅维奇）签字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领导意见。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曾有传言说，在库尔斯克弧形战线上成功粉碎德国及其盟国军队的计划是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制定的，赫鲁晓夫积极参与了此事。针对这件事华西列夫斯基指出：“直到不久以前，包括学术专著和回忆录在内的各类军事和历史著作对库尔斯克战役的计划和准备问题都讲得不够准确，它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了大本营以及作为其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在制定计划和组织作战过程中的作用，夸大了方面军各部门——特别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的功劳。我认为，这样的歪曲是由于长期缺乏全面说明库尔斯克战役作战计划出炉经过的材料。而且，很多极其重要的细节根本没在任何文件中得到反映，因为参与这些细节讨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最高层人员，他们领导了库尔斯克战役的准备工作。除了.B.斯大林之外，这些人还包括I.K.朱可夫、已经去世的A..安东诺夫、本文作者和其他一些在国防委员会、大本营以及总参谋部工作过的人。”
华西列夫斯基说：“4月12日晚上大本营举行了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有.B.斯大林、刚从沃罗涅日方面军回来的F.K.朱可夫、我以及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A.H.安东诺夫。会议作出了进行防御的初步决定……在作出以转入反攻为后续目的的防御决定之后，我军展开了对下一阶段战事全面而细致的准备。”朱可夫和什捷缅科都确认过这些话的真实性。
根据侦察情报，德军将于5月10日至12日在库尔斯克弧形战线上发动进攻。然而，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次希特勒又在最后一刻改变了由他决定的进攻时间。按照什捷缅科的说法，“H.Φ.瓦图京认为更改进攻日期表明敌人有所动摇。这位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司令觉得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提前发动反攻。”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此事，他指出，瓦图京的看法“得到了军事委员会委员H.C.赫鲁晓夫的全力支持”。朱可夫写道：“总参谋部领导A.M.华西列夫斯基、A.H.安东诺夫和其他的工作人员不赞同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这一提议。我完全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并向H.B.斯大林进行了汇报……经过多次讨论，大概在1943年5月的时候H.B.斯大林终于下定决心借助各种纵深梯次的防御、空中的强力打击和快速反应部队以及战略预备队的反击来回应德军的进攻。”
5月份，前线继续备战。《伟大卫国战争史》写道：“5月底，赫鲁晓夫在沃罗涅日方面军政治部领导人的备战会议上指出：敌人正在酝酿新的进攻。对于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很宝贵。政治工作是保证官兵状态的基础。武器装备的情况、训练、饮食——所有这些方面都在政治工作者的职责范围之内。必须尽快把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关于德军5月19日至26日转入进攻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证实。5月底和6月份在紧张的等待中过去。德国人原本6月份进攻的计划又被希特勒更改了日期。最终大本营在1943年7月2日向各方面军发出通告：“德国人可能会在7月3日至6日期间向我们的战线发起攻击。”
7月3日，前线一片寂静。不过，到了7月4日，据华西列夫斯基所言，“敌人派出了大概四个营的兵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守卫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侦察，这些兵力由二十辆坦克、相当数量的火炮和飞机（近一百五十架次）支援……据在战斗中被俘的德军第一百六十八步兵师战士交代，德军给官兵发放了干粮和白酒，他们应于7月5日转入进攻。从跟朱可夫的电话交谈中我得知，向中央方面军投诚的德国士兵也证实了这些情况。”朱可夫同样谈到过此事。
赫鲁晓夫详细描述了他审讯一个战俘的情况。根据他的讲述，这名战俘是德国党卫军外号“鬼脸天蛾”那个师里的人。此人也说进攻将在7月5日凌晨3点开始。赫鲁晓夫提到，审讯结束之后他立即就致电莫斯科。
没过多久斯大林打来电话，向赫鲁晓夫询问投诚分子的事。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问我：您个人觉得那里的形势如何？对胜利有信心吗？’我回答说：我跟司令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一致。我们自我感觉不错，很有信心。””
苏军领导层决定7月5日破晓前向德军提前发起炮火和空中打击。
朱可夫回忆：“两点三十分我下令开始反准备。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四周一片忙乱，响起了巨大的轰隆声——库尔斯克弧形战线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开始了。在这一首非同寻常的“交响曲’中仿佛融入了重炮、飞机和火箭弹的轰炸声。H.C.赫鲁晓夫对库尔斯克战役打响时的情形也有类似的描述：“炮弹和炸弹四处爆炸，大地震颤，轰炸机和为其作掩护的歼击机发出的巨响交织在一起，划破长空。我军做好了击退敌人进攻的准备。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沃罗涅日方面军面临的敌人进攻格外凶猛。据H.K.波佩尔中将回忆：“无论是我还是其他指挥官大概都没有一下子见到过如此之多的敌军坦克。希特勒第四坦克集群的霍特上将已经孤注一掷了。德军以三十至四十辆坦克对付我军每个连的十辆坦克。”正如波佩尔所言，当时H.C.赫鲁晓夫到其指挥的坦克部队的阵地上视察，他说：“今天这个昼夜或者这两三天——最多不超过一周——是最艰苦的时候……要么我们取胜，要么德军就会攻进库尔斯克。他们在地图上做好了标记，对于他们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置他们于死地，让他们溃不成军，而我们则能长驱直入。乌克兰等着呢。还有第聂伯河……那里就是界限。”
在激烈的交战过程中敌人攻到了我们防守的二线地区，沿着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一路推进了十五至三十五公里。朱可夫说：“7月10日当天，敌人把自己的主要力量重新部署到了更为密集的地区，然后重新向普罗霍洛夫卡方向进发，以期在这一地区击溃我方被削弱的部队。7月11日夜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战场上出现了极度危队的状况。”赫鲁晓夫回忆：“当时我们的情况变得更糟了……敌人已将我们向北逼退了大约三十五公里，我们气势已丧。我赶到卡图科夫那里。他的部队控制着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公路，并守住了奥勃扬以南的那一段。第六近卫集团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因为卡图科夫和奇斯佳科夫在从正面和纵深两方面据守的是同一地带……在那里我见到了两位司令。形势非常紧张。莫斯科方面表现得有些神经质。我记得莫洛托夫拿起电话听筒时的情形。在这种时候他的语气总是比斯大林更加粗鲁，还会使用侮辱性的言辞，口无遮拦。他什么忙也帮不了我们……”
不过，据朱可夫所言，“大本营……从后备部队中选派了诸兵种合成的第五近卫集团军和第五近卫坦克军前往普罗霍洛夫卡，7月12日早晨他们便投入了战斗。7月12日一整天沃罗涅日一线展开了有坦克兵、炮兵、步兵和飞行员参加的规模空前的战斗，普罗霍洛夫卡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在这里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坦克战，此役动用了近一千两百辆坦克和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督战的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短短一个小时之内，整个战场就布满了我方和德方的坦克。”赫鲁晓夫是在战事结束之后抵达普罗霍洛夫卡的。他回忆说：“战场上有许多被击中的坦克，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对于损失的评估存在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表示：“装甲坦克部队中将罗特米斯特罗夫说，在他所看到的被击毁的坦克当中德军的更多，而我看到的大部分却是我们的。当然，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
红军与进攻的德国军队激战两周之后，库尔斯克之战终于发生了转机。红军在库尔斯克弧形战线的各个点上都转入了进攻。1943年8月5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自战争开始以来莫斯科首次鸣炮，庆祝这些城市被攻下。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
然而，据什捷缅科证实，“局势的发展有些出乎意料。敌人开始往战区紧急调集后备部队（主要是坦克师），妄图遏制我军的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者没有对面临的威胁加以足够的重视，说得更准确一些，他们甚至忽略了这一威胁。我军在推进的同时没有对已经占领的部分进行充分防守，也没有做好对侧翼的保护。敌人趁机发动了强大的反攻：8月11日从博戈杜霍夫以南的地区发动，8月18日至20日从阿赫特尔卡以西的地区发动。敌军共有十一个师参与了反击，主要是坦克师和机械化师。在阿赫特尔卡这一线上，敌军把目标指向我军主要方向上的纵深防御体系。17日至20日的激烈战斗给沃罗涅日方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在一些地方被迫朝北退却。”
据什捷缅科所言，当时斯大林亲自口授了给瓦图京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指出：“最近几天的事态表明，你们没有吸取以前的教训，无论是在计划上还是在作战过程中你们都还在犯老毛病……想要在各处展开进攻并尽可能多地占领土地，同时又不注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不向侧翼突击部队提供坚实保障，这样进攻是很冒失的。它既耗费兵力和装备，又给敌人袭击我军侧翼和后方提供了可乘之机，我们有部队从侧翼向前突进了不少，但它们没有获得保障……我不得不再次指出你们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不容许犯的，可你们却在作战过程中屡次重复。我要求你们必须把消灭敌军在阿赫特尔卡的部队当做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
或许，斯大林的这些严厉批评和警告更多针对的是赫鲁晓夫，而不是瓦图京，因为他担心前者过于积极地干涉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的工作。众所周知,1942年春天，正是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坚持在东乌克兰地区实施大规模进攻；在1942年的哈尔科夫战役中，不是瓦图京而是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对德军向我军发起的反击疏于防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敌军想要阻止我方进军的企图没有得逞。8月23日草原方面军攻下了哈尔科夫。库尔斯克弧形战线上历时五十天的战斗以红军的全胜告终。
8月30日赫鲁晓夫在获得解放后的哈尔科夫市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同志们，我们击败了敌人，但还没有彻底把他们歼灭。敌人还很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应该继续战斗，解放乌克兰的首都、我们光荣的基辅！团结一致！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向前进，向西面进发！”
资料来源：
《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俄罗斯）IO.B.叶梅利亚诺夫著(2009年1月)
